我兄弟姊妹六人。仨哥，俩姐。自小俺家和堂哥家共住五间瓦沿边草房。说矮，一米五六的个儿，得低头进屋。俩家人每家分两间半，中间用高粱秆织的隔壁，两面贴上席片或糊上什么纸，一个目的：两家相互看不见人。但一点也不隔音，说话、咳嗽如在跟前。
从我记事，仨哥没在家住。听母亲说，他们都自找住的地方，因为家就一张床。天冷或冬天，他们都串门到相处好的、有年龄相仿男孩家打合铺。如三哥总找一位姓张的“伙伴”家住。一张大床，大姐、二姐同母亲住，而我天热扯张席到集体晒场或大树下凉快地睡。当然，绝不会我一个人，还有相邀一起的，少则三人或更多。冬天同父亲睡牛棚草铺。大姐出嫁，二姐随姐夫去了部队，父亲随大哥家吃住。这样，只剩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，直到76年11月高中毕业、接到入伍通知。记得1968年左右，叶县城内开始用上电灯，东城河西至衙门口十字街有些商户先扯上电灯。那时，可是令人稀罕的事。至于我们东菜园，同全县农村一样，同样还是靠煤油灯照明。
寒冬晚上，同母亲睡在床上，我给母亲暖脚，总把母亲的脚搂在自己胸口。床前放有尿罐，起夜撒尿也从不点灯，全靠摸黑感觉解决问题。床没有床板铺，也是用高粱秆或玉米秆织在床框上当床板睡。时间长了，秆断或下塌，我从床框掉下床底几次，母亲也知道，并问我：“碍事不碍事？”
童年少年的我，可称“玩疲”的岁月，虽然艰苦，但无忧无虑。父母从不咋管我，夜晚一出门玩，几个小朋友“捉迷藏”、闹着玩或讲故事，大半夜才回家。本来吃得就不好，不饱，蹦蹦跳跳，早就饿得很，总想到灶火摸点什么吃。稍有响声，母亲就说：“饥了吧？光疯着玩，咋不饿？睡吧，睡着了，就不知饿了。”可我睡着后，突然母亲烙个馍卷棵葱，热乎乎递给我吃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总在颤抖，颤抖的是——母爱的深沉。
我的家很清贫，但父母却很质朴、老实、善良，虽然不识字，却很明事理，乐于助人。在邻里之间，从没有与人吵架、争执、闹矛盾的情况，即使吃什么亏，也能忍下。一次，母亲在外边捡了几天烂砖块，要父亲在院里铺条引路。当时父亲铺，我帮忙递砖块。正干时，邻居叔叫父亲帮忙撒块菜籽，说是刚浇过地，趁湿，好出苗。父亲二话没说，停下活就去了。大半晌，父亲回来，母亲数落两句，父亲自言：“嗨！人呀，张嘴容易合嘴难，谁家都有用着人的时候。”
母亲是位特别热心的人，脾气躁，心眼小，也是好帮人。邻居谁家到俺家借东西，本来没有很正常，可人家一走，她却跑东家找西家去借，然后再给邻居送去，说明是从谁家借的。母亲这样做，怕邻居想得多，有东西不借给而记恨。母亲这样热心肠，却心眼小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对母亲只有理解、敬重。母亲日常行为中，爱进庙烧香，平时也好积德行善。有人讨饭到门口，她拿不出饭馍，硬要我想办法。有一回，我兜里有一分钱，母亲说：“给他吧，钱还好哩。”那时，可别小看这一分钱，集市上鸡蛋三四分钱一个，猪肉五六毛钱一斤。76年11月我接到入伍通知，生产队年底分红，母亲领了70元。她高兴得不得了：“挣这么多钱咋花呀！”这也是我写进集体历史记忆里最多的年收入。
七四年十一月，父亲病故。当年，社会上倡导：“村上的人死了，开个追悼会，用这样的方法，寄托我们的哀思，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。”葬父时，大队以集体名义为父亲致了几句悼词。现在回忆，是谁讲的，讲的内容完全忘却了，只留下有这印象……
阳历九六年一月，母亲也走了。母亲亲眼见到我们兄弟姊妹都已成家立业，儿孙满堂，日子都很好过。
两位平平淡淡的亲人去了，可他俩的血脉成就了我们家一代代人；千余字对父母的感念抒情，永远照亮我们生命的来处与归途。